赵誉人：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文化产业部副主任、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易经文化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主任
我认为建筑应该分为两大功能：外在功能和内在功能。外在功能主要是观赏功能，它要具有一定的观赏性。观赏功能的核心意义是设计者和城市或者是本单位的语言符号，所以任何一个建筑的外观都是一种语言或者是诉求的表达。外在的观赏功能，我认为应该是以城市的功能定位为主导。内在的功能是使用功能。
城市建筑规划和市民应该是双向选择的关系。设立城市的最初规划，也就是初心，决定了城市的核心功能，同时决定了城市应该服务的主流人群，所以主城区的外在建筑风格和内在实际应用功能都应该围绕这一主题来定制和规划，就城市本身而言，都具有自动的调节功能。所以，我认为，城市建筑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应该抓大放小、从主到次。例如文化名城、古都名城、商业名城等，新城市规划设计要符合核心功能，老城市的改造同样也要符合这个思想。新城市的确立是在选择新市民的进入，就像雄安新区，老城市的改造促使不适合的市民的新生。比如现在北京老城要有一些改造，居民置换，实际上这是市民自己的选择。
我认为人类的进化和进步的历程，没有一次不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的。随着建筑水平的提高和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人们从山上搬到了半山、半平原，再从半山、半平原搬到了平原，最后从田野搬到了城市。文化和文明程度也在一次次搬迁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最后演变成人们远离大自然，也导致了市民对人造自然也就是城市功能的过度依赖。所以说，建筑设计要跟城市的功能相匹配。
仿自然生态的城市建筑是市民宜居的理想住宅，所以人们的欲望是矛盾的：既要享受城市快捷、高品质的生活，又追求自然环境的超脱与安逸。这就给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我认为理想的住宅应该有这几个基本要素：光、风和结构布局。
足够的自然光，也就是天光。天光分为日光、月光和星光，这是判断住宅建筑的重要标准。光线来源的方向，决定了住宅人群的生活规律和健康程度。早上东方光源充足，人们会肝胆气盛，容易早起；下午西方光源充足，会导致人们肺火旺，焦躁不安。西方有一句谚语做“阳光不到，医生就到”，所以，在设计住宅建筑的时候一定要把适合的方向充分考虑进去。
舒适的通风系统同样影响住户的生活规律和健康程度。通过通风的方法，来达到室内新鲜空气和污浊空气的交换，同时达到平衡温度和干湿度的效果。通过多年研究，我发现，不能及时交换新鲜空气的房间，长时间居住的人容易产生沉积性的疾病。最明显的就是死胡同最里面居住的人群非常容易得沉积性疾病，常见的就是癌症；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也容易有疾病。因为这种布局使得气流只能进、不能出，时间长了，产生的污浊之气淤积在这里，新鲜空气进不来，得不到交换，人就容易得沉积性疾病。在这一方面，我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太多这样的事例。
室内功能区的合理布局也是构成市民宜居住宅的重要组成部分。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等相对方位的布局对居住成员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现在住宅最大的败笔就是人们还在追求的主卧配有卫生间，实际上这是反人性的。这虽然很方便，但方便的最终结果是使人们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进而危害人体健康。
室外宜人的景观提供给市民更多的享受空间。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和融入，能带给人们思想的启迪，是人们不断创新进取源泉。反过来说，人脱离了自然，思想就容易僵化。我们接触人造的东西太多、太久之后，容易与自然脱节，自身的天性的东西就会缺失，这就是为什么人要追求天然、回归自然。
最后，刚才埃迪·沙米尔－巴隆提到了“建设性破坏”，实际上这在中国非常普遍。我感受最深的是现在我们用水泥制作的仿古建筑，当时能省工省料省时，远看还可以，细看没有质感没有艺术性，油漆彩画在水泥上挂不住，几年内就会脱落毁坏。如果任由其发展，我们真正的传统工艺的古建技术就会因没有市场竞争力而失传，所以，政府应该引导真正的古建筑技术复兴。
嘉宾互动
秦佑国：伦敦的很多建筑外面都脏了、黑了，所以在伦敦出现一个运动，将这些建筑洗白。纽约的建筑历史比较短，而中国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年久失修，比如油漆脱落等，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到底该不该维护？
埃迪·沙米尔－巴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的争议话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争论和辩论的话题，而且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都有这样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应该维持现状；而其他人认为应该把这些古迹修复，修复到当年的原貌。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要清洗干净，不去管它。
韩林飞（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主任、城市化委员会专家顾问）：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是不是列有清单，把现代最新的建筑列入里面，等将来三十年期满之后，便于地标认定？
埃迪·沙米尔－巴隆：关于现代的建筑，事实上刚才在演讲当中某些建筑保护案例，就包括最近才被认定的现代建筑的例子。我们确实也在考虑会有一批现当代建筑将成为地标，比如有些建筑是比较新的，近期也考虑要认定为地标。但是对于新型的现代的建筑，在认定的时候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现在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的标准还不是很完备，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帮助。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考虑现代或者是后现代建筑的提名。
因为我自己是学现代建筑专业出身，每次委员会在讨论和辩论过程当中，我都会就现代建筑的保护提出自己的理念，让其他的委员也能够了解和更能理解现代建筑需要保护。我的博士研究领域就是巴基斯坦的建筑。对现代建筑的保护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现在不仅要保护古迹，也要考虑当前的建筑在未来也成为古迹的时候应该怎样来保护。
佘依爽（《景观设计学》杂志编辑部主任）：通过太原的案例了解了中国的一些国情，那么在纽约建筑古迹自下而上的保护记忆里，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个人应怎样自下而上发挥对城市建设的情怀，把自己身边环境历史性传承下来？
埃迪·沙米尔－巴隆：纽约的法律和相关机构的设置，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市民或者说个人的推动，包括他们的抗议或者游行，今天也不可能存在上层结构。比如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宾州火车站事件以及公众的抗议，尤其是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激进的改革主义者在推动古迹保护方面的工作。
整个美国的历史进程从古迹保护的角度来讲，就是自下而上推动形成的，尤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个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定义古迹保护要最关注哪一领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可实施性，以及古建筑新建筑之间的关系都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但就纽约的古迹保护来讲，这些主题还没有真正融入进来。所以现在这些有积极思想的个人又开始进行游行，搞很多大型的活动，想要把这些理念融入到古迹保护里面。所以美国古迹保护完全是一种源于自下而上的推动。
秦佑国：我们知道，圆明园前几年在湖底下做防渗工程时，被某教授看到后，在网上说破坏生态，许多人在网上附和。所以圆明园停工半年多。开专家论证会时，出现了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意见。
我的意见是可以做防渗。1961年，我到清华时，清华西校门外，就是我们现在开会地点那边路的前面，有地下的自喷泉，喷出的水冬天在路边上结成冰，圆明园里水井，水位在地面以下30—50cm。而现在地下水位是从地面往下30多米。圆明园里面有一条暗河，而且湖底的土壤也是透水的，现在圆明园要维持湖里的水面，需要京密运河供水源，供过来的水会渗漏，所以就需要做防渗层。做法是把上面原有的种植土挖掉后移到边上，然后铺上防渗层，再把原来的土铺上，照常种藕长荷花。
这个工程停了半年以后，交给清华大学做环境评价，经过多个院系的评估论证，防渗层工程继续，事实证明效果很好。
所以我觉得绿色、生态……所有这一切我都赞成，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在德国就发现小区园子里能维持一块湖水面，其实他们下面就都有防渗层。因为水是资源，我们不能让它白白流失。
对于黄海波记者介绍的正在做的这件事，我希望做长期调查时，不要先入为主，设定自己的一种观点和想法，否则只会听你喜欢、想听的话，而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应该非常理性、客观，实事求是地对待。一旦预设，往往就会陷入自我中心。如果真要采访，我建议可以采访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听听他们的看法。
对于黄记者在做的这件事，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制定让别人来遵守的规则，因为对方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这是他们的认知问题，我们不可能代替。
埃迪·沙米尔－巴隆：非常高兴您刚才提到湖底防渗的项目，也非常感谢刚才的问题，非常有意义。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向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保护的工作，涉及到后工业时代城市的保护，像底特律和新奥尔良等这些城市，当然也会保护历史和文化建筑，这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对其修复更多的是对城市进行重新定位，进行绿色和生态式修复。比如底特律这个城市，它有一条很古老的溪流，上面全部被水泥或者是道路覆盖。现在气候变化大，雨水很多，对后工业城市以绿色和生态的方式建设生态设施，在公众和保护领域都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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