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的建成、石经的开刻,正值中国书法成熟鼎盛时期，为千年刻经创造了条件，中国书法在云居寺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实现了书法的实用价值，自此，云居寺刻经随着中国书法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书法随着云居寺石经的凿刻而尽情的体现。云居寺就这样与中国书法联系在一起。
中国书法的成熟与发展为云居寺刻经创造了条件。显而易见，没有文字就没有记载。中国的文字发展漫长，从象形文字开始，用甲骨记载。
早在公元前2146年的夏朝就有文字迹象，“夏篆”就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甚至人们还发现了7000年前在龟甲上的十几个刻符，这与4000年后的商朝甲骨文极为相似。到了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甲骨文已相当完备成熟，传统文学所谓的“六书”在甲骨文中都具备。殷墟中还发现过练习甲骨文的字帖，甲骨文随着殷商的消亡而消亡。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的周朝则以金文为代表，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只是铭文篇幅较长。传说周太史籀作大篆，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但也稍有不同。金文从商代早期直至秦灭六国而终。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秦始皇统一文字，使用秦文即秦篆也称小篆，它是在“金文”“籀子（大篆）”的基础上发展的书体。小篆的代表人物有李斯、仓颉、程邈、张芝、赵高。
公元前202年至220年的汉朝，中国汉字有了很大的发展，笔画由曲变直，盛行隶书，早在秦代已出现隶书称之为秦隶即所说的古隶，汉代的隶书称今隶。任何书体都有一个演变过程，都有一个并存并用过程，逐渐被另一种书体所取代。一是自然的发展，二是统治者的政令。汉末至三国曹魏的钟繇将隶书演化成楷书，使中国的汉字演变达到顶峰。这些先辈为中国汉字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三国时期吴国的大书法家皇象也不得不提，善篆、隶、章草，其章草堪称神品，时人称其曰“书圣”。晋朝又出现一代“书圣”王羲之，《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兰亭序》至今也是书家们必修的范本。
晋朝155年竟然涌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珣、王荟（王氏家族）、以卫恒卫夫人为代表的（卫氏家族）、索靖（章草大师）、谢安、谢万（谢氏兄弟）、陆机等众多书法家。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第一个时代北魏出现了魏碑即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可见，这个时期就开始石上刻字，魏碑也是楷书的一种，它承前启后，开隋唐楷书之先河。隋朝丁道护、智勇、薛道衡等书家对唐楷影响越来越大，使唐朝楷书盛行，涌现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代表人物。此朝楷书、行书、草书行于社会民间，出现了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李邕、张旭、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冯承素，唐太宗李世民书法水平也很高。
佛教自汉末传入我国，到南北朝时空前繁荣起来，但也不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支持佛教事业，当佛教影响威胁到统治者政权利益时，佛教必遭法难，于是灭僧焚经。
为了防备法难经焚，北齐惠思大师与其弟子静琬发愿刻石保经。惠思过世后，静琬师承先师遗志,自隋大业，在白带山下开创石经刊刻事业。
唐贞观初，为了扩大刻经规模，在白带山下广建庙宇，云居寺便在此时兴建。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是考虑到建寺会花去部分钱财，影响刻经，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贞观五年（631年）六月，一夜大雨，引发山洪，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云居寺的建成促进了刊刻石经的发展。
隋唐时期，特别是入唐后，中国书法楷书已发展成熟，为刻经创造了先决基础，以静琬为首的刻经先驱必是学识之人，即便是为了刻经事业，也定会苦练书法。刻经事业各有分工，写字好的、学识高的从事刻经事物，其他寺僧做开石、运石、修石等辅助事物或后勤事物，刻经事业空前。从现在的碑刻看，他们不可否认就是当年的书法家。只是不在官场，地位不高，宣传不够，影响不大，没有列入书法家之伍，在当下必是高水平的书法家。那么，像静琬及其门徒玄导、僧仪、惠暹、玄法，晚唐贞元至元和间的律僧真性等都可列入书法家之列。
唐末帝李从珂任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后唐军兵围太原，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并做了“儿皇帝”，石敬瑭灭后唐，定都汴梁，国号“晋”。云居寺即在幽州，从此归辽人统治。社会动荡仍出现了象杨凝式、冯侃等书家。
辽人并不反对佛教，特别是圣宗、兴宗、道宗反而很支持佛教，给了云居寺刻经以很大的支持。自大安以后，刻经事业由通理大师和其门人、弟子继承下来，通慧、善锐、善定、善伏堪称是云居僧人书法家。金灭辽后，仍信奉佛教，继续云居寺刻经事业。
宋、辽金时期，中国的书法已空前发展成熟，学习、继承、发扬光大，并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书写工具毛笔普遍应用，官员文人必离不开这一随手工具。书法已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日常所做所需，更是云居寺所做所需。所提及的当代书法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米友仁、朱熹、吴琚、范成大、范仲淹、张惇、曾布、蔡京。
云居寺刻经断续也是常有之事，战事的扰乱、经费的匮乏等等。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四月，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的小西天，进华严堂即雷音洞，看到堂内石户摧毁，所嵌石经残毁，遂发愿补刻石经，修茸华严堂，在他人资助下完成补刻修复任务，字迹工整、端丽，又一书家。赵孟頫、鲜于枢是元朝著名书法家。
明代虽然没有在云居寺开展石经刊刻事物，但送到云居寺保存的石经也不在少数。在历代也有民间善佛的官员、大户刻经存寺，更有其他寺僧主持刻经存寺，大大的丰富了云居寺石经的内容，从书法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石经刻字，都称得上是书法精品。
崇祯四年（1631年）三月四日，曾经资助刻经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石经山第六洞额题“宝藏”二字，故该洞又称宝藏洞，自此，结束了历时千年的云居寺刻经事业。书法家董其昌“宝藏”二字的拓片，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人们手中的宝物，有的装裱悬挂，有的临习练字，有的收入藏箱，乃至现在仍是人们所喜欢的珍品。
明代著名书法家除董其昌之外，还有：唐寅、祝允明、解缙、徐胃、杨慎、王世贞、王宠、王偁、王绂、倪元璐、黄道周、沈周、沈度、沈粲、方孝儒、米万忠、张瑞图等。
云居寺刻经除寺内僧人外，也雇佣了民间石刻高手，又可称民间书法家。是历经千年，世界独有的旷世工程，创造了世界财富。
云居石经共刻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二块，镌字数干万，数量之大、刻字精美、规范，也是中国书法的宝库。
（作者：赵志清系房山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房山区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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