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周本”《董美人》所创作的词作实际上有127首，涉及67人，吴湖帆最终选定、装入“周本”册后的则是123首，真堪称洋洋大观，也是鉴藏史上的奇迹。由此，吴湖帆的才情和人脉关系，可见一斑。不过，随着传统诗词的落幕，这种风雅已经难以为续了。因此可以说，吴湖帆代表了上世纪金石书画鉴藏圈中最高水准，同时也是最高级的一位“玩家”。
“潘本”《董美人墓志铭》中所钤“归安陆树彰季寅父收藏金石书画之记”印
《董美人墓志》（以下简称《董美人》）由于拓本稀少，殊为难得。吴湖帆（1894—1968）一生与“董美人”颇有夙缘，先后入藏过徐紫珊初拓本，后赠周炼霞（以下简称“周本”），陆树彰旧藏本，后赠潘景郑（以下简称“潘本”），以及整纸本《董美人》一种。其间颇多掌故可征。
“周本”是吴湖帆所藏《董美人》中的白眉，剪裱本。此册吴湖帆于1927年五月得于“沪上”，具体来源不详，与其妻潘氏家族无关。吴氏因为家中有祖传金冬心旧藏《常丑奴墓志》拓本，一直在为它寻找合适的“伴侣”，终于得偿斯愿。他认为这是徐渭仁寒木春华馆初拓本，故自署云：“隋美人董氏墓志。徐隋轩初拓精本。四欧堂宝籍。”并先后评云：“《董美人》世传覆本不一，往往肥瘦失度，咸入滞相，视此原石自具丰韵，绝无凡骨，是隋刻中无上上乘品 也。”（《吴 湖 帆 年 谱》，页059）“不失肥不兼瘦，修短合度，恰合美人身分，此原石第一精拓，方许传其精妙。”（同上）“淡墨笼纱，真如蝉翼，且锋棱毕现，自是石墨上乘。”（《吴湖帆年谱》，页060）对于此册的入手，吴氏自是欣喜万分，不但将其与《常丑奴墓志》配对，合装为一函，题曰“既丑且美”，同时又“镌此小印为押”。需要指出一点，很多人都认为该印为陈巨来所刻，但从风格上来看应是吴湖帆自镌。如果是陈氏所刻，吴氏在题跋中应该会有所交代，他一般不会掠人之美。而且此印风格近于黄牧甫，与陈氏一贯的风格也大不相同。自此以后的30多年时间中，吴湖帆先后征集同时代的词人题词60馀家，并一一唱和。
“宝董室”原是吴湖帆外祖父沈韵初的斋号，源于其家藏董元《夏山图》《溪山行旅图》。沈氏因此还请“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刻了“宝董室”之印。沈韵初去世后，《夏山图》也辗转流出沈家，到了其孙沈湘之时，仅存一印。1918年十月，由于和家藏名不副实，而恰好此时吴湖帆得到了董其昌《戏鸿堂法书》十卷，于是沈湘之就将此印转赠给了吴湖帆。从此，吴氏多了“宝董室”这一斋号。详见“周本”《董美人》吴湖帆题跋：先外祖韵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图》卷及《溪山行旅图》轴，遂以“宝董”名其室，仁和钱叔盖（松）为之制印。岁戊午（1918），余得董文敏临摹魏晋唐宋元书真迹十卷，表兄沈君湘之因二图已归他姓，即以“宝董”小印贻余，距钱氏刻此印在己未（1859），适六十年矣。昔之所宝北苑者，易宝香光矣。丁卯（1927）又得此志，不啻与“董”有前缘云。湖帆又识。（转引自《吴湖帆年谱》，页060）这里所谓的“董文敏临摹魏晋唐宋元书真迹十卷”，是指董其昌摹刻的《戏鸿堂法书》十卷，原为常熟翁氏（翁同龢家族）旧藏。对于该册，吴梅见后也激赏有加，认为是“希世宝也”，并于“每卷题小词二首，效青门题画体”［《吴梅全集》（作品卷），页163—166］。甚为有趣的是，这段因缘竟然成为吴氏爱好词曲的开端。吴湖帆虽然以“宝董室”名其斋，但实际上与其外祖父沈氏的“宝董室”所指的“董”而言，已是物是人非了，即“昔之所宝北苑（董元）者，易宝香光（董其昌）矣”。而1927年五月，“周本”《董美人》的入藏，又让“宝董室”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即“董”在董其昌之外，又兼指董美人。1929年三月初六，吴湖帆又将董其昌《画禅室小景图册》收入囊中。对于此册，他极为宝爱，先后题跋累累，其中也有涉及“宝董室”,与前面所题均大同小异，这里不作赘引。实际上，吴湖帆一生所收藏过的董其昌书画数量不少，据《吴氏书画录》所载有15种（《吴湖帆文稿》，页443），而据凌利中先生统计，吴氏收藏、题跋过的董其昌书画有近30种之多（《吴湖帆的手与眼》，页084—085）。由此可见，其斋号“宝董室”，相对其外祖而言，虽然所指不同，但也足以名副其实。民国年间，沈氏所藏的《夏山图》辗转被庞元济藏入其虚斋之中，虽然吴湖帆无缘将之收入囊中，以还原其外祖父“宝董室”本来面目，但是于梅景书屋中所收藏的董美人、董其昌而言，也是无愧于这个斋号的。更何况对于吴氏而言，在此鉴藏过程中所蕴含的种种乐趣，实际上要远远大于藏品的本身。
“周本”《董美人》入藏梅景书屋之后，吴湖帆并没有马上将其与《常丑奴墓志》合装在一起，而是要到1932年夏，吴湖帆才将《董美人》《常丑奴》《元仁宗》《惠云》《陶贵》《元智姬夫人》一起“共装四册题之”。根据佘彦焱整理的《梅景书屋题跋记》（《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可知，《元仁宗》是指 《隋东宫右亲卫元仁宗墓志》，也是沈韵初旧藏，《惠云》是指《隋慧日道场惠云法师》，是诸城刘氏（刘墉家族）拓本，《陶贵》是指《隋士行参军张通妻陶贵墓志》，为出土最初精拓本，这三种都为一册；《元智姬夫人》是指《初拓足本隋太仆卿元公暨姬夫人墓志》，是沈雪庐（塘）旧藏，单独装为一册，再加上《常丑奴墓志》和《董美人墓志》，刚好符合“四册”之数。显然是因为这六种都是隋碑拓本，因此吴湖帆才将其进行配套装裱，这符合吴氏书画碑帖装裱的一贯作风。
1933年3月22日，蒋榖孙来梅景书屋，吴氏请其题“《元仁宗》《董美人》墓志观款”（《丑簃日记》，1933年3月22日条下）。这里所指的《董美人》是指与《元仁宗》等四册之一的“周本”，而不是“潘本”。“潘本”的观款是蒋祖诒在“己巳（1929年）冬日”所题，而且此本已于1932年秋赠给了潘景郑。1934年夏，张大千为吴湖帆作《美人图》，后来吴氏将其作为董美人造像，装入“周本”《董美人》前：
甲 戌（1934）之 夏，张 大 千兄旅居北京颐和园中，约余北游，即携此《董美人志》与《七姬志》孤本随行笈。一日同饭于御园中，即席作此小景册相赠。余遂装册前，以为董美人也可。吴湖帆记。戊寅（1938）春日补识。（《吴湖帆年谱》，页060）
此条可补《张大千年谱》之阙。按是年，张大千寓居颐和园听鹂馆。查《丑簃日记》，吴湖帆是这一年七月到北平的，可惜吴氏因“夏日狂热，多未记”，不然可以留下更多艺林掌故。不过在王季迁旧藏《吴湖帆仿元八家山水合璧卷》中，我们仍能看到一些相关信息：“甲戌七月，偕季迁砚弟往故都，携此双卷，乞心畲、叔明王孙昆季题字，皆误题余款，归为季迁识之。”“七月杪，余应大千道兄、恭甫如弟函约，游北平，为正社开画会，季迁弟携此二卷偕行，余乞心畲、叔明昆季为之题，竟忘为季迁物矣。九月辰重阳夜读罢，识之。”（王季迁旧藏《吴湖帆仿元八家山水合璧卷》，见宝瑞盈拍卖图录）由此可知吴湖帆这次北平之行，是张大千和彭恭甫合约，为“正社”开画会，并先后与溥儒（心畲）、溥僡（叔明）等旧雨会面。此次“正社”画展，是从9月9日至22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共组织社员作品200余件，影响极大。画展举办后，吴氏返回上海，此行前后一月有馀。
1937年2月17日，陈巨来到梅景书屋，吴湖帆又拿出“周本”《董美人》来欣赏，并请陈氏题观款一行：“自丁卯迄今，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丁丑正月巨来陈斝又观，因识。”吴湖帆在《日记》中说：“如此题观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与帖无关者所能办也。”的确如是，60家题词中好多还是陈巨来帮忙“代求”的。所以吴氏有此一说。是年四月，潘静淑请王季迁夫人郑元素“摹宋人纨扇图”（《吴湖帆年谱》，页060）。1938年，吴湖帆又将该册进行重装，把张大千、郑元素所绘之作装入册中，其中张大千《美人图》置于册前，并写了上述题记。
1961年春，因政治形势和身体欠佳之故，吴湖帆的收藏兴致大约也残存不多。开始陆续将平生收藏散出，此册《董美人》即转赠给了素有红颜知己之称的“螺弟”，即大名鼎鼎的周炼霞：
余得此《志》后已题词五十家，继并女史四家，展为六十家。初和作四十六首，后陆续足成十首，旋得中风病，不能细楷。索螺川补书十首，续和之女史词二首，由螺川任之。螺川爱此志，物归所好，缘偿斯愿。辛丑（1961）之春，吴倩病起识。（《吴湖帆年谱》，页060）
吴湖帆将“董美人”赠与“周美人”，我想其中是有深意的。从跋中可知，吴氏先是征集了50家词人题词，后来又征集了“女史四家”，这样他又决定扩展到60家，但实际上收到的题词却有64家。另外四家就是下面所提到的弹民学、董寿慈、潘承谋、顾炜昌。收到诸家题词后，先是吴湖帆和了46首，潘静淑和了两首。这些大约都是1931年前的事。后来由于战争及潘静淑去世等原因，吴氏兴致渐淡，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约在1960年中风之前，吴氏又和了十首，并倩周炼霞补录在原玉旁。同时潘静淑未能和完的另外两首女史词，也由周氏续之。潘氏生前所和两首分别是《踏莎行·董美人墓志》和《点绛唇·同上》，见《佞宋词痕》卷后所附《绿草词》。除了夹在“潘本”中的四家之外，其馀60家词人原玉及吴、潘、周三人和词，均被装裱在“周本”之后，形成厚厚一巨册，蔚为壮观。因此，约在1960年前后，该册有可能进行过一次装裱，将这些题词装入其后。
关于吴、周二人之间的韵事，近年来刘聪先生勾稽甚多，这里不作展开。另据刘聪先生赐示，这次题跋很有可能是吴湖帆笔下最后一次涉及周氏。从1952年开始相交至此，吴、周二人的缘分也许即将告一段落，这册《董美人》也成为这段情感历程划上句号的见证。从1927年入藏，到1961年转赠周炼霞，此册在吴湖帆斋头凡34年，自是他的铭心之物。最后此册又如何被上海博物馆收藏，其中想必也有故事可以掇拾，可惜囿于材料，不能详及。据徐云《丹青优雅——我的祖母周炼霞》一书中提到，“文革”中周炼霞被认为是 “反动文人”，扣上“封修资”的帽子，并说她是“鸳鸯蝴蝶派”，以致被人用皮带打伤失明，家中之物也被抄走。此册《董美人》想必也在其中。
关 于“潘本”《董美人》，仲威先生已多次撰文提及。关于此册的入藏时间不详，应该在1927年之前。因为该册中题跋时间最早的是1927年六月，这是其入藏时间的下限。1932年，吴氏在题“周本”《董美人》中曾提到他的三件《董美人》，他是这么说的：
余旧藏《常丑奴志》，颇欲觅此志为丑美伴侣，十年来搜罗之勤，所得三本：一即此册，淡墨笼纱，真如蝉翼，且锋棱毕现，自是石墨上乘；其一浓墨拓，嘉兴陆氏鬲鼎楼旧物；一为整本拓，最次，以未剪裁为可贵。（《吴湖帆年谱》，页059）也就是说从1922年至1932年的十年间，吴氏前后共入藏三种《董美人》，其中“周本”得于1927年五月。吴氏既然将时间从1922年算起，说明是年开始他就有《董美人》入藏了，因此不是“潘本”，就是”整纸本“。从“潘本”的题跋集中在1927年六月至1929年冬月之间的情况来看，“潘本”很有可能也是得于1927年。如果该假设成立，那么在1922年入藏的应是“整纸本”。由于未能得到与家藏《常丑奴墓志》相配的铭品，吴氏一直在寻寻觅觅，终于在五年之后如愿以偿。吴氏题跋中提到，在1932年前所得到的“周本”“陆氏鬲鼎楼旧藏本”和“整纸本”这三种《董美人》，与目前存世的吴湖帆三种《董美人》，即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周本”“整纸本”和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潘本”进行梳理，所谓“潘本”实际上就是“陆氏鬲鼎楼旧藏本”。此册原为陆树彰旧藏，内有陆氏“归安陆树彰季寅父收藏金石书画之记”一印可以为证。陆树彰是陆心源之子，而“鬲鼎楼”，是陆心源的斋号。父子相传，应是同为一种。不过这里吴氏却将“吴兴”误作为“嘉兴”了。
此册册首有吴郁生的题署，其后有1927年秋冯超然所绘《美人香草图》。接下去，还有赵叔孺“美人董氏志”的题署，吴湖帆的金粉题记。卷末还有吴氏题跋一段：
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为上海陆耳山之子得于兴平。旋归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拓本传世绝尠。咸丰癸丑（1853）沪城之乱，徐氏遭陷，石亦毁去。至今片纸拓本珍如星凤矣。隋志中以《常丑奴》为最难得，余藏金氏冬心斋旧本，久欲得此为侣，十馀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遂镌“既丑且美”小印为押。丁卯（1927）六月养疴嵩山草堂题。吴湖帆。（《隋墓志名品》，页021，上海书画出版社）这段题跋是在得到“周本”以后所作，因此其内容与“周本”题跋似曾相识。1932年秋，吴湖帆将此册“奉景郑兄览赏”。景郑，即潘静淑的内侄潘景郑。
相对“周本”而言，“潘本”显然要稍逊一筹,但也不失为佳拓。卷中有王同愈（1927年八月）、赵尊岳、陈承修（1927年冬日）、翁长芬（1928年正月）、陈文龙、张士彤（1928年二月）、冯幵、陈巨来（1928年正月）、张钟来（1928年十月）、蒋祖诒（1929年冬日）等人的观款。册中还夹有弹民学、董寿慈、潘承谋、顾炜昌应吴湖帆之请，题《董美人》的词稿四叶。这四家题词未被装入“周本”《董美人》册后，其原因不详。也许是交稿较晚，未能来得及裱入册内。当然，也不能排除吴氏将他们剔除在60家之外的可能。而且除潘词之外，其他三首均未录入上海图书馆所藏《袭美集》钞稿本内，当是遗珠。
在这里不妨再插一下发生在1927年冬和1928年冬，吴湖帆和陈承修就《董美人》和《常丑奴墓志》“各易题字”之事，详见吴湖帆在陈承修所藏《董美人》（现藏上海图书公司）中的题跋：
丁卯之冬，淮生道兄携示《隋常丑奴墓志》，与余藏冬心斋本相校勘，赏析竟日，各易题字，以识石墨胜缘。余并示以《董美人志》，意亦欲共观，而先生亦以此册未携为怅，盖《丑奴》《美人》俱隋志中铭心绝品，仅有之本也。吾二人俱双有之，岂非奇缘？戊辰（1928）冬日，访先生于寓斋，因得饱眼福，并属余录郑小坡题《西河》词及余和词于后。（转引自陈麦青《碑帖鉴赏：故纸堆中检出“天下第一〈董美人〉”》）陈氏是吴湖帆的金石之友，在吴氏所藏的碑帖中，很多都有陈氏的题跋，如“四欧堂”所藏四种“欧帖”。从题跋中可知，1927年冬，陈氏是携《隋常丑奴墓志》来与吴氏家藏本进行校勘的，并“各易题字”。而陈氏所藏这册《隋常丑奴墓志》，竟然也是吴湖帆外祖父沈韵初的旧藏。
这里需要纠正《吴湖帆年谱》中的一则疏漏。其1926年条下云：“五月，陈承修自延鸿阁主人爱新觉罗·溥伦处得《隋常丑奴墓志铭》册，持示吴湖帆。是册曾为吴湖帆外祖沈韵初、祖父吴大澂所藏，是时方归吴湖帆所有。”（《吴湖帆年谱》，页43）第一，陈氏藏本（沈韵初、溥伦递藏本）与吴氏藏本（沈韵初、吴大澂递藏本）不是同一本；第二，吴氏藏本为家藏本，与陈氏、溥伦均毫无关系；第三，陈、吴二氏互赏《隋常丑奴墓志》，并相互易题的时间是1927年冬月，而不是1926年五月。像这样的错误，《吴湖帆年谱》中并不止一处。同时，吴氏还将家藏的两种《董美人》也一并拿出来欣赏，并请陈氏题跋，其中“潘本”所题为“丁卯冬月，武进赵尊岳、闽县陈承修同观”（《隋墓志名品》，页021），可见赵尊岳也在场同观。至于“周本”，陈氏另有题词一首。当时陈氏，“以此册未携为怅”。一年之后，即1928年冬月吴湖帆才在陈氏寓所，看到陈氏所藏《董美人》，并写下如上题跋。陈氏也与吴氏一样，与董美人、常丑奴有缘，双“双有之”，以致吴氏也不得不说“岂非奇缘”！同时陈麦青先生还指出，吴湖帆在此册后所录的唱和之作，可补《佞宋词痕》之阙。其实这还是吴湖帆56首题咏、唱和《董美人》之外的另一首。
吴 湖帆将诸家《董美人》题词及和词汇成一册，题名曰《袭美集》。其钞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其前有吴氏小序，云：
丁卯之夏，获上海徐氏寒木春华馆所拓《隋美人董氏墓志》原石本，蝉翼笼纱，明光莹润，叹为得未曾觏。前有嘉定钱红稻（绎）署眉及二跋。曩余家传有金氏冬心斋旧藏《隋荥泽令常丑奴墓志》，因合装一函，题曰“既丑且美”，并征近人六十家题词，一一和之，合一百廿首。为仿稼轩《秋水篇》括体例，制《哨遍》词于卷前，又集宋人词句调《金缕曲》于卷后，并题《洞仙歌》为殿尾。时余初习倚声，本不足存，聊以自玩而已。并将原作录入，名曰“袭美”正不独有袭于“董美人”也。（转引自梁颖《词人吴湖帆》。《吴湖帆的手和眼》，页227）钱绎，号红稻村农，钱大昕之侄。由此可见“周本”《董美人》原为钱绎旧藏，册中尚存有钱氏的“署眉”和跋。此册与《常丑奴墓志》均为名人旧藏，难怪当年吴湖帆要欣喜若狂，将之配对、题咏，乐此不疲。由于题词原玉吴湖帆准备装入“周本”《董美人》册后，因此《袭美集》稿本实际上是吴氏用来唱和诸家的底本，所以抄录有时不免随意，涂改的痕迹也较多。
前面已经提到，吴湖帆先后共收到64家词人题词，加上吴氏和词56首，潘静淑二首，周炼霞二首，这样共计124首，再加上前后吴氏所作《哨遍》《金缕曲》《洞仙歌》等三首，围绕这册“周本”《董美人》所创作的词作实际上应该是127首，涉及67人。吴湖帆最终选定、装入“周本”册后的则是123首，真堪称洋洋大观，也是鉴藏史上的奇迹，说它空前绝后也不为过。由此，吴湖帆的才情和人脉关系，可见一斑。不过，随着传统诗词的落幕，这种风雅已经难以为续了。因此可以说，吴湖帆代表了上世纪金石书画鉴藏圈中最高水准，同时也是最高级的一位“玩家”，他的谢世，实际上暗示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在参与《董美人》题跋的60多人当中，能拥有《董美人》的也只是少数，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陈承修之外，仅吴梅、褚德彝（后转售给陈景陶，现藏上海图书馆）、潘景郑（吴湖帆转赠）等数人而已。另外，翻检《龙榆生全集》，发现其题《董美人》的《虞美人》系于1964年下，由于“周本”《董美人》吴湖帆已于1961年转赠周炼霞，因此很有可能是误置。
对于吴湖帆当年是如何一一请人题词的具体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很难知其详情。而且他的《日记》恰恰始于1931年，也没有留下相关故事的可能。不过在王中秀编的《黄宾虹年谱长编》中，有一封当年黄氏写给吴湖帆的信，刚好谈到为“周本”《董美人》题词之事，恰好可以稍稍弥补一下其中的遗憾：
湖帆先生鉴：顷自皖归，途中成倚声题《董美人志》，拙劣，希削正。如勉强可附骥尾，再行录下册中。示敦煌写经卷值，商之前途，已允遵售。专此，只颂道绥。黄宾虹谨启。十月廿五日。
玉勾斜外金凫逝，衔出销魂字妖娆。何似金宝儿娇，已是碧萤无焰照前朝。 洛神风韵簪花貌，笔阵欧、虞早。君家更有丑奴儿，莫误东邻处子效西施。调寄《虞美人》奉题湖帆先生藏《隋董美人志》。又《常丑奴志》亦精绝，故尾语及之。录呈郢正。天都黄宾虹草。（《黄宾虹年谱》，页241—242）
该信写于1929年十月廿五日。黄宾虹不擅填词，此作实是汪律代作，黄氏仅易数句而已。由此笔者不由想到，在这100多首词作中，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代笔现象的存在？而且这批词作，大多都没有被收入作者的个人词集，包括吴湖帆本人的和词。如果有一天能够将“周本”《董美人》和《袭美集》整理、影印出版，不但可以弥补诸家词集之阙，同时也是一份很好的艺林掌故录，必将嘉惠学林。
作者：梅松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文汇理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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