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中国书画从私享到共享

 （本文为2019年6月18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2019中国书协新闻宣传工作首期培训班”上所做《中国书画的生态与媒体人的责任》讲座的录音整理稿——《论当代中国书画的生态变化》，此为第一部分）

 
这么多年来，在我所涉足过的诸多文艺领域内，书法界是我最害怕的一个领域。所以，我很少参加书法界的学术会议和其它活动，因为书法的问题比较复杂，太复杂。
 
虽然，我对于书法很热爱，而热爱书法的感觉甚至超过自己所学的专业。尽管在专业化发展的今天，书法成为一个专业，那么，我实际上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自小就开始练字、写字，并曾经有把写字作为武器和谋生的历史。我大概懂得写字的基本道理，而书法成为专业的今天，我只能说是门外汉。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书协领导给我的一个命题作文。缘由是我多年没有参加书法界的活动，应陈洪武书记的邀请，出席了5月份在绍兴举办的绍兴论坛，做了一个发言。因此，今天讲当代书画的生态问题，即是从“绍兴论坛”讲起。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人参加过“绍兴论坛”。书画界存在一个问题，会开得很多，可是，会开完了就散了。会议开得怎么样？或者说会议提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总结的？这种会后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包括本次“绍兴论坛”。或者是“绍兴论坛”做了而我没有看到。近十余年来，我没有看到在开完会之后有一个对于会议和会议提出问题的像样的总结，或者是会议主办方，或者是相关的专家学者出面来回应这次会议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以一己之力来回应这次“绍兴论坛”谈到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当代书画的生态问题。第一个主题是“展场与立场”，这是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书画生态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展场是一个现场，现在可谓是五花八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相关的现象，众所周知，大家都比较熟悉。立场很重要，不同的立场对于展场中出现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基于展场与立场的分析，大致就能了解当代中国书画生态的基本状况和基本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可以先从1917年陈师曾的《读画图》谈起。
 
本幅自题中的“丁巳”为民国六年（1917年）。该图描绘的是1917年北京文化艺术界为水灾筹款的展览现场，具有接近新闻照片一样的写实性。画面上社会各阶层人士汇集一堂，气氛热烈。画中人物的面部用笔简洁随意，带有些漫画色彩。作者省略了线条，直接用大块墨色塑造人物的形体，短促细碎的线条只在局部作些勾勒，此外还用接近“飞白”的手法表现物象受光面的明亮部分。这种对线条的省略和对光线的感受及表现与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陈师曾的西画造诣。
 
1917年，现在的北京当时叫北平。文艺界有一个受灾筹款的展览，陈师曾用他的画记录了这个筹款展览的情况。这至少可以说明在1917年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面向公众的现代化的展场；也出现了展墙上悬挂与展柜中陈列这两种基本的方式。这个展场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问题，画里都给我们做出了暗示。在中国古代，可能是几个文人在自己的客厅、书斋里把玩书画，而现在到了公共的场所，有一个公共的展览方式。这个公共空间是大家都可以进入的，或许要买门票。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常规的平铺在展柜内的横卷画之外，还有挂在墙上的立轴。这个挂在墙上的立轴和古人挂在家里的立轴的不同之处，就是从一个私人空间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而不只是简单的展陈方式的变化。从挂的立轴的间距以及方式方法来看，今天和当时的展览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20世纪初期以来出现的展览形态与20世纪初期中国书画的关系，包括一些基本的方式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影响是显然的。
 
谈传统书画的生态系统，首先要对这个生态系统做一个简单的判断，或者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就是私享空间与公共空间的问题。过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在300多年前没有出现博物馆和美术馆之前，所有都是在私享的范围之内，文物和艺术品的收藏和展示都是在一种私人空间之内，而这种私人空间只是基于家人、好友，或者基于家族传承，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或者是包括动植物标本等其他方面的收藏用来自我的鉴赏，自得其乐。因此，私享空间与公共空间在祠堂与庙宇、神殿与教堂之间，这实际上是中西两种不同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私享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不同。过去我们所说的公共空间是祠堂和庙宇，其中祠堂是针对家族的，庙宇则是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
 
早在战国时期，屈原曾经看过楚先王庙内的壁画，并发出了“天问”。这个在一定范围内的共享空间，是一个家族或者是一定社会阶层可以达到的场所，这里面有一些艺术相关的陈列，墙上有教化功能的壁画，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装饰等等。今天可考的从汉代以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公共空间，比如汉代的汉阙，北朝的石窟、南朝的寺庙等等，这些公共空间是与宗教相关的内容。而在西方，也可以看到神殿和教堂。神殿和教堂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只要信奉相关的教义就可以进入到教堂之中，从事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礼仪活动。古埃及、古希腊有很多的神殿，这种神殿的宗教意义也在公共空间中表现出来。
 
在与西方不同的公共空间关联的教育系统中，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曾经维系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而在南京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所形成的与教育关联的系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到了19世纪后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教育方法，有了学校。美术院校从上海美专开始，开始画人体模特，也有了户外写生。这种私塾与学校的发展关系，是我们确立这种私享空间与公共空间关系问题的基础。在这样一种大的空间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艺术相关的问题，或者与艺术鉴赏相关事情的发生以及变化。
 
一般来说，文人之间的交往都是同道之间的往来。最著名的是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发生在绍兴的那场雅集，因此，有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兰亭雅集”的人数比较多，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41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可是，还有更小范围的，还有无数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可能在一条小船上，两个人；或者是发生在自家的园林中，三五知己。他们在雅集中常常伴有一些和书画相关的鉴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在一定范围内的私人空间的艺术分享，与后来出现在公共关系中的共同欣赏的方式有着显然的不同。
 
 
 
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艺术收藏从私藏到共享，艺术欣赏从私享到共赏，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中，世界文化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出现了博物馆这样一个特别的公共文化空间。300多年前在英国的牛津大学首先是有了私人捐赠，然后是专门为此建造博物馆，后来，有了对公众开放。当世界上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大英博物馆出现在伦敦，人们看到了那些过去私享的珍宝和艺术品，而且在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之内随便涉足于此。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发端对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启发，并带动了整个世界上博物馆潮流的兴起，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浪高过一浪。后来，又有了专门的美术馆。由于艺术家的需要或者社会的需求，还出现了展览馆，这个“展览馆”是为了满足展览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功用而产生的，其核心同样是公共空间与文化共享。
 
总之，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是因为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出现，使得我们看到中国书画迟于西方艺术发展而走向公共空间这样的历史进程。在博物馆出现之后，博物馆的在西方不断的崛起，但是，在中国出现的则比较晚。到了20世纪初期，在民国建国之后的第二年，在北京才有了最初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教育总长蔡元培提议成立这样一个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动因，是希望能有这种公共关系和公共空间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为20世纪的新艺术发展助力。
 
历史上，中国各地都有一些与家族、个人相关联的祠堂。而与之关联的也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中的空间关系，它和家庭装饰以及与书画的关系，正是在有限的私人空间中做一些简单的书画陈列。家庭中的这种陈列反映出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状况和文化传承，也反映家长的个人爱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把自己或者是家族遗留下来的一些书画作品，或者是自己喜好的一些书画作品悬挂在自家的厅堂之中、书房之内，这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亲友门能够达到的地方。厅堂是进入家门之后首先能看到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很重要，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今天家庭中的客厅，迎来送往大致都在这里。而一家人在不同的年节的聚会，也都在这里举行。这是家庭中最有仪式感的地方，敬祖宗，拜天地。所以，祖宗像或者是由书画的中堂和对联构成的装饰占据在最中间的位置。我们经常讲博物馆就是城市的客厅。到了一座城市，我们总要到客厅里坐一坐，要到博物馆中看一看。在中国家庭的客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书画的陈列方式，以及它们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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